中俄天然气管道为何选择绕行,背后的深意何在?
中俄两国在天然气合作方面的选择让不少人感到困惑,明明有一条直线路径,可以减少约1000公里的运输距离,并节省约300亿元的建设成本,但最终却没有选定这一方案。三条已建成的管道均选择从黑龙江直接进入中国,而不经过蒙古,虽然近路显而易见,却不简单。
从西西伯利亚的气田出发,以蒙古为通道的路径确实更短,但一旦管道修建完成,整个线路就固定在地下,任何中途被卡住的情况都会导致整条线路的停止供气。如果依赖蒙古作为单一的过境国,实质上就将供气的关键控制权交给了对方,尤其在关键时刻,蒙古是否能保证正常供气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决策。
在过去的经验中,例如德国的北溪管道,本是为了降低通过乌克兰和波兰等国的风险而建。可是,当北溪遭遇突发事件后,整个欧洲的供气问题也随之恶化。对于必须经过蒙古的管道而言,风险只会更高。蒙古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相比更显得微不足道,一旦出现合同争议或突发情况,蒙古承受的责任与风险能力几乎不在同一量级。
蒙古一直实施第三邻国政策,位于中俄之间,企图引入欧美日等外部力量来寻求平衡。管道的运行周期长达二三十年,因此必须考虑到未来可能更换政府时,合同的执行力是否依然存在。作为一个内陆国家,蒙古根本没有备用的通道,这就让他们在过境权上更加看重。
哈萨克斯坦与蒙古有着本质的区别,因为前者本身就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。哈萨克斯坦有着超过150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和8000多公里的石油管道,管网相对完善。中哈之间的油气管道已提前运行多年,各种机制与经验相继成熟。此外,这条管道还可接入中亚其他国家的气源,如土库曼斯坦等,灵活性以及抗风险能力都大大增强。
尽管中亚路线也并非十全十美,俄哈关系及西方制裁等因素可能对气源和管道输送造成影响,整体而言我们也不能将供气安全完全寄托于某一过境国家之上,必须进行全面的体系安排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多气源多通道的布局,即使某一路存在问题,也不至于造成全国性的供气短缺。国内的天然气产量,包括川渝页岩气及塔里木深层气,持续增长,而来源于海上液化天然气的卡塔尔、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合作也已十分成熟。
很多人提到,我国所购买的俄罗斯天然气价格仅为欧美的一半,这也其实完全符合商业逻辑,而非特别优待。欧洲大多数依赖现货市场,价格受局势影响而波动极大;而我国签订的皆为长期管道合同,价格稳定且与油价等相挂钩,走势自然相对平稳。作为大批量且长期支付的客户,自然会获取更低的价格,这完全是商业交易中的基本常识。
欧洲联盟已经宣布,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俄罗斯天然气进口,这意味着俄罗斯西边市场的时间已经不多。西西伯利亚的气田在极寒天气中难以关闭,停封和重启的成本也异常高昂。因此,俄罗斯急需寻找稳定的买家,将本应出口欧洲的气源重新转向东方。现在形势已然明朗,俄方付出很大努力,而中方却显得更为从容。然而,我们不能将俄方的急切作为一种长期的筹码。
短期内,俄罗斯可能更加努力地提供气源,但中长期来看,他们很可能会扩展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,加深与印度和土耳其的合作,那时我们手中的筹码就会减少。因此,当前最理想的策略是签署带有价格上限和可调供给量的长期合同,同时保持其他气源的替代能力。
目前,双方的新管道价格谈判处于暂时搁置状态。中方期望的价格在每千立方米120到130美元之间,而俄方则希望能参考“西伯利亚力量1号”的标准,定在250到260美元。中方的这个价格并非随意提出,俄罗斯总理已经指明,欧亚经济联盟的购气定价不超过每千立方米200美元,而俄罗斯国内工业用气价格也在120到130美元区间,正好契合。
价格本质上是供需和选择的反映,当手里的选项较少时,议价空间也就相应减小,反之,选项丰富则拥有更大的筹码。蒙古在这个选择链中,实际上控制着自己的命运。倘若蒙古能慢慢累积铁路和矿产的贸易合作,加强信用建设,自会变为各方不可或缺的合作环节;但若继续将过境权作为筹码高价索取,最终受伤的还是自身。
对我们而言,已经拥有东向的市场,海上液化天然气及中亚管道等多元选择。而蒙古作为没有出海口和替代通道的内陆国,其工业体系和市场发展相对有限,倘若被视为不稳定因素,资本自然会谨慎介入,项目也将因此搁置。涉及民生和生产的能源供应,地图上看似最短的直线,恰恰可能是战略上最复杂的曲折之路。